外需占比下降，内需比重提高。
第三部分把这个生产率提高的路径概括为熊彼特过程和库兹涅茨过程，并揭示在中国经济传统比较优势消失后这两个过程显现的逆转及其产生原因。在相同力量的推动下，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因素，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式微，导致制造业产品出口相对下降。
另一位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这样，原本应该退出市场经营的企业仍在苟延残喘。一方面，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相对漫长;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通常导致资本回报和劳动报酬的提高，因此，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这个库兹涅茨过程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为了回应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下面主要强调两点结论。备注：①论证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并且同时表现出分析上的合理性和偏执性的一项研究，可参见瓦利一拉夫·斯米尔(2014) (1)制造业同时是创新诱导型产业和诱导创新型产业。
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再能够实质性地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起不到显著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效果。这包括: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弱化，及其导致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低效企业不甘心退出经营而寻求政策保护，导致资源配置的僵化;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向低生产率部门(低端服务业)逆向转移，造成资源配置的退化。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一些财政经济发展指标看似在变好，实质是风险隐藏或者变型，财政能力背后隐藏着风险。
但部分地区情况堪忧，收入质量不够稳定。中部和西部地区二产和三产基本保持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要素的市场化是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四是在各届政府之间，本届政府可以通过大量融资来搞各种建设，只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而风险却总是金蝉脱壳推给下一届政府。
在一二三产业趋同的背后，各区域实际发展质量却差距较大。其七，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扩大，金融风险隐患不可小觑。
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来看，税收收入占比下降的这种情况在2017年略有改善，但其隐含的风险不容忽视。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层次。总之，面对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我们需要有不确定性决策思维和常态化风险意识，才可能达到预想的目标，获得我们想要的确定性，规避我们不想要的风险。这表明，经济风险实际上在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扩散。
在此背景下，要从整体上认识风险的复杂性，准确把握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三者关系，提升化解风险的综合能力。整体来看，不良率并未显著上升，但杠杆率高企，金融风险仍是重大隐患。这种情况下，应把防范重大风险摆在首位，通过对短期的调控政策和对中长期规划的落实，来稳定预期和引导预期，注入确定性来减少各类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公共风险，从而体现全局性、长远性和整体性。需要注意的是，应当看到财政在风险综合防治中的枢纽地位，不可能离开财政去防范化解其他领域的风险。
在现代经济中，资金或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就等于血液不畅通，经济也就会产生重大风险。如贵州的大数据发展战略异军突起。
因此，公共风险治理不是简单地等同于个体风险的最小化，不是简单地把个体风险割裂开来进行治理，而是要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深入把握财政防控风险中的枢纽地位，充分发挥财政对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等风险的调节作用，使得公共风险总体上得到有效控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凸显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去一降一补五项任务往往单独分项处理，产业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调不够，各项任务的目标不一致，同时过度依赖政府行政手段推进。
一方面，在防范重大风险过程中，要警惕政府自身制造风险。三是在各级政府之间，下一级政府的所有债务实际上都是上一级政府的或有负债，上级政府很难见死不救，层层传递，最后中央兜底。从问卷样本数据来看，税收收入占比（税收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2016年比2015年下降，省级样本从77.6%下降到75.7%，市级样本从60.12%下降到51.67%，县级样本从69.5%下降到69.1%。而从规上企业亏损面指标看，2015年至2017年，全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东北地区在工业企业亏损面更大。二是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各个部门都有权力在预算决策范围之外进行各种准财政活动，其风险往往最后全部转移到政府财政部门。这导致公共风险扩大，最后不得不由政府财政来兜底。
在要素改革中，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关键。政府要防的是公共风险，而非个体风险。
从整体来分析，降低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往往是以财政风险可控为条件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改革建成了激励机制，而构建风险约束（分担）机制还只是刚刚破题。
换句话说，这是改革滞后于发展所导致的。其五，财政收入保持中高速增长，但收入质量风险不容忽视。
上面点菜、下面买单和基层政府小马拉大车情况普遍。据财政部统计数据，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7.4%，呈现中高速增长态势。造成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滞后。从样本省份情况看，2015年至2017年财政自给率略有下降，平均在50%左右。
二是基层政府财政能力与事权不匹配，导致能力小马拉办事大车。第四，综合权衡各类风险，严守公共风险底线。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呈现被动优化，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一产和二产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导致三产比例上升。其六，支出刚性越来越大，财政托底风险随之加大。
即利益大锅饭已被打破，而风险大锅饭依然如故。第一，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血液有效循环。
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加之应对环境修复治理、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补短板等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收支矛盾较大，尤其是县级财政压力较大，财政运行风险上升。因此，出现了改革进展与现有风险的复杂性和隐蔽性难以适应的情况。目前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85%，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表明国家的大量事权主要是靠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来履行的，超越了地方政府能力，其治理失灵的风险隐患较大。深层次原因 体制变迁中的两个没变 出现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来自于体制变迁中的两个没变。
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出现诸多积极变化，新动能作用显现，但风险也在日趋复杂化。二是越到基层政府，其可支配财力越小，支出责任越大。
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均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基本持平，第三产业均呈上升趋势，且均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44%。
风险复杂化 财政经济运行出现新特征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出现诸多积极变化，新动能作用显现。东北地区GDP增速最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两年均为负值，但较以往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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